政治安全攸关我们党和国家安危，其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

[64]参见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5）碑行初字第00215号行政判决书，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沈高开行初字第816号行政判决书。一方面，学术自治原则包括合议原则、专业原则与参与原则。

就学术授予标准的制定而言，实践中存在校学术委员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拟定+校学术委员会审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与院系学术组织的不同模式。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要为学术自治留出一定空间，倘若不是规定学术水平成绩优良等较为原则的条件，而是代替校规，统一要求学位授予须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或公开发表论文，即可能面临侵犯学术自治原则的质疑。参与原则强调特定利益群体在学位授予事项上的参与，受影响的群体应当具有表达意见甚至适度参与标准制定与学位授予决定的权利。若要改变高校在学位授予标准制定上仅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尴尬局面，势必要调整高校的公法地位。尽管立法可以依据《高等教育法》第11条来调整内容上的限制，但不宜过度干预，否则实现自主办学与学术自治将形同具文。

有的学者虽然主张高校学位授予标准基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主管理，可以千校千面形式呈现，但要求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7]这仍然没有跳出从国家行政权的约束机制来理解法律授权的逻辑。《学位条例》《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赋予了高校较为广泛的具体化空间，《学位法草案》也展示出给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治权的倾向。所谓模式变量,就是指内在于行动逻辑之中的,用来显示和测量行动中面临的五种选择类型,用来解决五个方面问题的变量。

总而言之,在疫情防控期间,社会的各个功能子系统之间通过结构耦合,形成防疫的协同效应。功能就从实体的某种属性,变成了一种功能比较问题研究的方法。从心理系统来看,这个过程就是社会规范内化到人格的过程。追问法律的自主性问题,就是追问法律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将法律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下,追问和回答法律是什么与社会是什么的问题。

法教义学和规范宪法学的支持者往往倾向于将法律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伦理和道德的事物,因此强调的是法律的内在自主价值。因此,子系统的自主性(对这个子系统本身来说)不是一个期望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必须具备的属性。

这篇文章以家庭的分化为例,详细地阐释了帕森斯的功能分化理论。当前世界各国经济系统通过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对经济系统所展开的调控,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合托依布纳和维尔克的调控理论的。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系统》中,帕森斯引入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人格系统中的超我概念与社会系统中的规范概念对应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功能被新系统所分担,最终旧系统也变成了承担某种单一功能的系统,从而融入到更大和更广泛的现代复杂社会之中。

同时在每个阶段内部,又可以做出更精细的划分。而法律则是其中制度化的那部分惩戒机制。适者生存这句话典型地体现了斯宾塞的演化理论思想。相对于社科法学的微观研究,社会理论法学的一个特色和优势,就是研究的宏观视野,这种宏观视野包括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置于社会总体图景之中,这可谓一种空间维度的宏观性;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将法律置于社会演化史之中,寻找法律演化与社会演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是一种时间维度的宏观性。

斯宾塞认为,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的此种演化过程,也适用于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化。具体来说,帕森斯详细讨论了价值、规范、集体和角色这四个结构性要素。

同时,这也意味着,变化之中又存在着某种不变性或稳定性。政治系统在中国社会明显易见的特殊地位,或许意味着在中国问题语境下,适当调整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必要性,而非否定和拒绝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和功能分化理论的必要性。

卢曼认为,社会的演化也符合达尔文的变异—选择—重新稳定化的演化公式。但帕森斯的四功能范式,以及与四功能范式相关的封闭的四空格图表法,很难适应系统理论和控制论的此种转变。在《社会系统》中,帕森斯为此提出了模式变量的概念。在社会系统内部,它们又分别对应了潜在模式维持、整合、目标实现和适应这四个功能。首先,由于人类相对于动物而言拥有语言和象征符号,因此生活在由语言和象征符号所构成的文化系统之中,故文化系统必然被包含在行动的参照体系之中。例如战士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农民也不再从事战斗,二者都专业地从事某一方面的专门工作,从而在安全与粮食的需要方面形成绝对的相互依赖关系。

斯宾塞是通过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个体之间的类比,来阐述他的社会分化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除了从它的活动的单元来考虑以外,还呈现出生长、结构和功能现象,就像在一个人的身体内的成长、结构和功能现象一样;并且后者是认识前者的必要的方法。最后家庭所剩下的,就是夫妻之间的浪漫之爱,以及生育子女的功能。

这就是帕森斯著名的AGIL四功能理论。心理学系统高于生理学系统,又低于社会系统。

此种意义上的分化概念,其实质就是分出(Ausdifferenzierung),也就是系统通过自身不断的递归性运作,将自身作为结果从环境中区分出来。例如,在各种不同场合,都能够听到如下一些意见,目前中国还不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功能分化是一个只发生在西方的事实。

帕森斯不但在分析行动的概念时,用此种四空格的图表法,也继续用它来分析社会系统,以及经济、政治等社会子系统。至少五对模式变量之间可以形成不同的排列组合,因此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从而可以用来更灵活地测量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形成一个更丰富的观察图景。除了对整全性社会的描述和研究之外,卢曼还展开了对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家庭、艺术、道德、公共媒介等各种具体社会事物的研究。卢曼又将这个阶段称作高度发达的文明体阶段。

其中最大的理论收益,就是借此得以将一般系统理论和控制论的范式进一步彻底化和普遍化。1961年,帕森斯发表了《关于社会变化理论的几点考虑》,首次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他的社会分化理论。

例如家庭的教育功能,逐渐被现代学校教育体系所取代;家庭的养老功能,被社会保障制度所取代;家庭的大部分经济功能,甚至家政服务的功能,最终都被市场经济的劳动分工所取代。同时,经济系统的调整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微观的层次。

这就涉及到社会系统理论如何处理世界的复杂性问题。旧系统往往承担着各种混合功能,随着新的系统分化出来后,其中的某个功能被新系统所分担。

具体来说,就是政治意志只能被转化成立法,才能够改变法律系统。卢曼功能分化理论视野下法律的自主性,指的是作为社会的功能子系统,法律相对于环境的运作封闭性和认知开放性的结合。帕森斯用渗透的概念来描述和概括行动的这四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也日益突破了村庄、家庭、亲属系统等各种小共同体的身份束缚,更多地依靠个体自身的选择而获得成就和承认。

可以发现,在这种新的理论范式中,文化系统消失了,因此也失去了其笼罩一切的地位。于是,旧系统的功能损失了,就萎缩到剩余功能之中。

相对来说,从斯宾塞、涂尔干这个传统来研究中国社会分化的问题,仍然是比较欠缺的。在20世纪60年代,帕森斯的理论被批判为保守,无法解释社会变迁的过程后,帕森斯和他的学生们在这方面又做了很多工作,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

要真正理解法律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各种社会事实之间的稳定和规律性的关系,就必须在法律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等整体性思考的层次,形成解决方案。具体来说,这不但意味着社会系统是自我控制的,同时社会系统也能够生产自己的基本单位,也即社会沟通。